看到很多讨论，引起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想法，拿来说说看。

1、一种观点是主打同情牌，同情杨武在这件事儿中的弱者地位，并将其所作所为的缘由归集到社会制度的各种不健全。一种观点是主打个人牌，鄙视杨武作为一个男人，妻子的丈夫，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懦弱。

2、都无可厚非，我反而想到的是持这两种观点的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心理建设。第一种观点的持有者，应该是同理心极强的一群人，且普遍心肠软，对政府一贯抱有不信任感，对制度一贯持对抗态度，他们在事件中，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弱者一方的杨武（真正的弱者是他妻子好么）延迟一个小时报警，不敢出现与之抗争，一定是制度在保护弱者方面出现了极大的漏洞。他懦弱性格的造成，是长期以来受到欺负时，没有健全的制度可供他求助和解决问题，才会懦弱至此。

3、第二种观点的人，一般来说应该是丛林法则的信奉者，热血、冲动，是正义感极强，且比较习惯于自我中心的勇猛的一群人。他们不能接受作为一个男人，在妻子受到如此侮辱时，可以懦弱到躲在一旁不敢吭声，不敢反抗。他们的潜意识里，这仍旧是一个男权社会，是一个暴力可以产生一定作用，解决一定问题的社会（此处不是贬义）。作为强势的一群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视妻女为自我的财产，有一定的占有欲与控制欲，不可忍受私人财产受到侵犯。

4、那这两种观点持有者的性格不同，或者性格倾向不同，这些性格是从何而来的呢？也是社会普遍塑造的，还是自身小环境后天熏陶出来的，还是本身的天性中带有的，还是这三者都存在的？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并非否定第二种，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也并非不赞同第一种，只是在某种需要摆明立场的辩论或者争论中，由本身的性格决定了在快速站队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这种观点的选择必定终于自己潜意识中的取向。

5、18路人案里，路人见死不救，众人讨伐，呵斥道德沦丧，杨武案里，杨武懦弱不救（迟一个小时打电话与不打电话不同，但作为这个案件，又有其特别的地方），众人声援。这两种情况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6、接上条。是否道德可以划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道德一般说来是自律，用来作为自身行事的准则。是否存在所谓社会道德或者公德？该如何划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是谁来定的？有没有可供使用的具体情境？道德是否可以推己及人？18路人案里，路人都是与受害者无关的行人，他们之间不存在像杨武和妻子这样亲密的关系，因此是否可以说，同情心这种感情，是因施者与受者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不同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那同情心到底该不该有程度的不同？而因此产生了程度的不同之后，由同情心驱动产生的行为的不同，是否该受到不同的对待和评判，而评判的一方在整个事件中又出于何种位置，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太懂。

7、18路人案里，路人不报警，不施救，受到批评，是因为一个人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为各种社会问题的压迫而退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德底线。我想，我们评判时，更多的是因为恐惧、不安及底线，反而不是因为道德。你的珍宝可能是我的毒药，道德只因个体而存在，公德才因群体而存在，所以我们害怕的其实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我们不安的是底线，而不是道德。

8、18路人案和杨武案，两者的普遍性也存在差异。一个天天都可能发生，一个很极端。拿极端的情况来与天天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对比，可能是不稳妥的，但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路人受到讨伐，而杨武却受到同情（媒体而非普通人的视角）？大部分媒体都强调不该指责杨武，因为他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何会这样？背后的隐喻岂非是，任何社会事件，将矛头指向那个大的、明显的、一贯不受待见的、强力的目标，会使得整个事件的分析呈现混沌的一面，且省时省力，卖得多卖得好。我并非说杨武不该同情，我觉得更要看到的，是媒体这番浪潮背后的深意。路人受到讨伐，杨武受到同情，背后所指向的都是那个大而化之的靶子，这大概才是媒体同情浪潮背后的意指吧。

9、一个孩子被碾，路人冷漠不救，我们愤慨；一个男人妻子被强奸，他不敢反抗，我们同情。是我们是墙头草还是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为何会发生变化？如果把每个拥有以上两种感受的人的心理投影出来，应该是：我们在前者事件中，投影成为了孩子的父母、亲人，我们在后者事件中，投影成了杨武本人。我们在前面谴责个体没有道德底线，我们在后者中谴责社会没有做好保护。虽然前者最后会被深化到社会这个大词上，但前后两个事件里，我们一个是针对个人，一个是针对群体。

10、对于1中的第一个观点，道德虚无真是个最好的办法。每个人都受到群体的影响，每个人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最终的最终，一切都是群体造成的，人人都有罪，这好像放弃了人作为能动的主体所应该为了改变自身而做出的努力吧；作为第2种观点，又明显过于情绪化，肤浅，无意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促使我们整体环境的向善。

11、接9。我们在两种身份中间摇摆，其实说明了，我们即想获得他人的帮助和宽宥，又想逃避责任的心理。其实，我们都是那群路人，也都是那个杨武。我们在遇到他人受难时，因为与己关系缺乏亲密联系而缺少同情心，我们又在事到身上之后，因为懦弱害怕逃避了责任时把责任推给了社会。我们两者都想做，只怕是没那么便宜的事情吧。

12、感情里，我不能接受杨武的行为，只因我是第二种人；理性里，我同情他的遭遇，也谴责社会保障机制的欠缺。如果要我说我更赞同那一个观点，我只能说，相对于个人道德的提升的这种虚无且可笑的想法来说，我更愿意去批评和谴责社会制度的漏洞，因为后者产生的影响更大，消除的灾害和问题更多，对普通人来说也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