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体系，胡思乱想，基本上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能记下多少是多少。
王蒙曾经说过一句话：“在美国，人和人很远，在中国，人和人很近。中国人什么毛病都有，就是没有无聊。”我没出过国，对美国也不太了解，大约能猜到王老爷子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最近在读查建英的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许多被访谈者和查建英一起回忆中国八十年代的那段历史，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了一个“友情”。
正巧在读访问李陀的这篇文章，脑子里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不成体系，但记下来，总好过让它们随风飘散。读过一些讲述民国文人轶事的书，读过一些讲西南联大的书，其间也拉拉杂杂的讲到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交往、论战、辩论。如果把我所接受到的八十年代的热情与友情，与西南联大或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感情做个比较的话，很容易发现前者偏重在热，而后者偏重在情。
如果把前者比作烫山芋的话，那后者就是一杯温热的醇酒。八十年代的那种热情，从阅读中了解到的信息，可以想见，是一种压抑过后的爆发，是一次集体责任与情怀的游行，也是一种口号式、呐喊式的宣泄。那个时代的人，从满怀激情的文艺青年，到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心底里涌动的是一份建设新国家的责任与热情。所谓时不我待。压抑许久的，一直在地下的激情终于破壳而出，可以亮亮堂堂的宣告世人，现在是我们的天下，将由我们创造历史。
那时候的友情，是单纯的，不掺杂许许多多的杂质。为了一个观点，朋友之间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过后或许又会勾肩搭背一起簇拥着去馆子搓一顿。关于那个时代这样的友情的介绍，很多书里都会提及，我无意赘述。由此比对到民国文人的那种感情，可见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之间，还有一种革命同志式的阶级战友的纽带，有一种极具煽动性的革命情结在其中。
我不可以讲这种情结是不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象征，那个时代的诸多事情，人物，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种情结。这种情结的好处是，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富有责任感，感性，勇于开拓，热情，单纯；从不好的角度，我们又可以发现，这个情结的副作用是，我们习惯于用一个意识形态去取代和评判另一个意识形态，且无论辩论还是思考，都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姿态有余，学识深度不足。
回到民国文人，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古代文人士子，习惯于士大夫阶层遗留和传播下来的那一套做派和为人处事的学问。温雅，谦恭，彼此之间留着一份矜持。那个时代，曾如阿城所言，许多人因为家庭条件的优越也好，因为家庭背景形成的学养气度风范生活方式也好，终归是形成了一个温养平和的阶层的苗头。可接下来的革命和战争，将刚刚形成的这一个苗头彻底毁灭殆尽了。
这样的一个阶层，如果放到现代社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形容。大约是父母皆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形成自己的有一定内涵和深度的知识结构，并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大约就是我们从未广泛形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出生的子女，相比于普通家庭子女而言，会更从容的拥有选择的权利，会有更平和的心态对待人生和社会。只有不焦虑，你才有可能沉静；只有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你才可能去拓展和延伸更多的兴趣或热爱。也只有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才可能让我们在社会的稳定度和知识的拓展度上加深，因为你不焦虑了，才会把精力沉淀下来，投入到所爱的事情上。
扯远了，我觉得相比于那种不焦虑的阶层和状态，八十年代的人们普遍不是焦虑，而是亢奋。他们过于乐观，过于热情，过于急切的想要建功立业，无论这功和业是否真正足够坚实。亢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用一个极端去反抗另一个极端，用一种简单去替代另一种简单。简而化之的对抗，很可能落入低层次的窠臼，因为你可能反对的是某一个很低端的东西，且这种反对和批评的基础是对批评对象的不了解，是情绪化的对立。但讲回那个时代的友情，确实是真挚且动人的。那时的年轻人，可以为了一个学术问题，争得头破血流，但无论怎样激烈的争论，都无损他们之间的友情。那个时代的人单纯啊，虽然高大虚的东西很多，但都是单纯的想要理解，想要弄懂，想要学习这些东西。
我觉得当时的全民性热情及开放和谦虚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和良善、还未真正开始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部分程度上的无产是造成这样友情的几个因素。卢卡奇有一个洞见说：商品形式会渗透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所谓的商业化，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商业社会，大概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契约精神吧。可眼观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哪里有契约精神。从来就不是平等的竞争，诚信缺失的问题也很严重，而最重要的，说到底，所有的市场不过是国家或政府有限的释放出自身资源使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瓜分、倾轧，并哄着我们这些老百姓玩的游戏。大多数的线都在国家手里，重要的资源都归国家所有，并未真正界定所有权使用权，并未建立商业准则，形成契约规范精神，那怎么称得上是商业化呢，不过就是正在商业化而已吧。
又扯远了，回到人与人的命题上。很多人都说国外的人友善，腐败很少，人人都很遵守规则，我觉得这是成立的，可接着就会无限扩展到国外各种好，未免有些大而化之，以偏概全了。拿我讲的友情来说，我就觉得那种一味赞同美国式的友情模式的论调是可疑且值得商榷的。
美国或者欧洲社会大概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强调公私界限很分明，强势的商业文化商品形式就会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产生影响。从好的方面讲，它们不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解不开的矛盾，因为一是一，二是二，条分缕析，权责分明，债务分明；从我不太喜欢的方面讲，那种真正的亲密与坦诚、那种可以相融的共同的情感纽带就会显得单薄。其实，从很多书和影视里也能看到，那些商业化不太明显的地方，人与人的感情维系反而会和中国传统的感情维系很类似，比如德州农村，或者欧洲的一些小村镇。
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商业化一定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但这种疏离感有助于提高做人做事的效率，因为它节省成本。你说这种关系是好的，我表示赞同，但你说它是否适合亚洲人的性格，我觉得倒未必。从更高的层面上说，因为欧美人典型的理性思维（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典型的，不然现代法律也不会从这里发端），他们可以更如鱼得水的制定符合契约精神的法律法规，可以使社会的运转和民众本身的性格结合的比较好，但他们的这种人与人的相处模式，是偏重契约而少伦理的。偏偏亚洲人，从古至今，是典型的以道德、伦理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传承发展下来的（儒教、孔孟之道）。
如果往细里说，我觉得美国和欧洲之间又有区别。普遍上美国受宗教的影响力可能更大，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因
为宗教的因素可能会平衡掉一部分商业社会形成的契约精神。他们把商业行为交易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划分开来，前者归契约管辖，后者归宗教引领。所以才会有，很多美国人婚前自由，婚后一心一意，且婚后出轨是一件全体美国社会都很难原谅的事情（看施瓦辛格的事情就知道了）。而对比欧洲，宗教的影响小一些，以至于他们在婚姻制度和伦理上已经走的更远，某些思潮把契约精神和婚姻结合在一起，直接将婚姻看做是一种契约，列下条件并履行义务，最终导致他们的观念里不能理解婚姻有何意义，将婚姻的某种宗教感和神性（美国看的比较重）降格到一般契约关系中去。
回到友情或者人与人关系上。我觉得成熟的或者说较适合的社会里，伦理和契约两者不可偏废，需要一个平衡。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觉得那种冷冰冰的距离感和中国传统的模糊界限但热情真诚的无距离感，我都是需要的，而前者对应契约，后者就对应伦理了。问题是仔细观察我们所处的环境，当我们需要伦理的时候，我们在谈契约；当我们应该拥抱契约精神的时候，我们又扯上伦理。
前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婚恋观。原本应该更加纯粹和感性的婚姻、爱情，因为社会的各种矛盾、价值观的扭曲，转变为一种利益为纽带的契约关系。很多故事里，感情被抛到一边，男人与女人因为纯粹的利益而结合，规避风险。而另一方面，各种商业行为，交易行为等等构成社会正常运转的行为中，伦理又被置于更高的位置，关系、门路、对规则的破坏，取代了以诚信为本的契约精神。法制的不健全则进一步使得这两类的问题得不到约束和限制，进一步蔓延扩大。
伦理和契约，感性和理性，如何寻求平衡，如何界定两者作用的领域（或者说，本来就没法让这两者在某个行为中被分隔开），如何找到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如何找寻方法限制单方面因素在某种行为中的过度膨胀，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还是觉得，亚洲人，或者更具体的说中国人，在人与人相处的模式上，应该有一套符合我们传统及性格特性的方法。另外，特别希望八十年那种单纯但热烈的情感，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身上重新焕发光芒。